长篇小说;超级厉害的葵花鹦鹉(鹦鹉查理)

杰森

第六章 中国南海上的混乱(2)(图)
奥戴丽.朗宁.托平

我们出海总带着查理，因为厨师威胁说如果让他和鹦鹉单独呆在一起就辞职，而查理一见他就骂。查理特别喜欢乘帆船出海，但他痛恨拖在船尾的快艇，我们用它滑水或往返帆船。只有当我们起动快艇时他才站在托平肩膀上。这已经成了他的星期日必修课。托平发动马达，噪音吓得查理从托平肩膀上掉下去，托平大叫起来“呵…！小心，查理！”我们的朋友托尼•格罗夫和道森•格罗夫一家从40年代早期就住在香港，快艇就是他们的，我们老是一起出海。他们总带着一只叫杰米的绿鹦鹉，这是查理惟一能合得来的鸟，嗯，就算勉强合得来吧。托尼给我们讲老香港的故事，查理和杰米就站在尾楼栏杆上聊个没完。他们的对话大概如此：“你好，查理。”“你好，杰米。”“干杯。你还好吗？”查理这阵儿最爱说这句。“去放风筝。”杰米说。这是他最爱用的词。他不像查理那么礼貌。“哦，真的？是吗？”“他MA的，他MA的，他MA的！”“呵，小心，查理！你王八蛋！”杰米：“住嘴！住嘴！”查理(很可能是想换个话题)：“到这儿来，猫咪，猫咪，猫咪。”猫船长会瞪他们一眼，然后躲到一边。“他MA的，去放风筝！”查理开始模仿杰米，杰米也开始模仿查理。一会儿他们就开始冲对方尖叫，炫耀地上下晃动，吹着口哨。星期天下午就别想安静。船长痛恨鹦鹉们粗厉的怪叫，而经常和我们去游泳。我见过的猫就她喜欢水。一次一辆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撞了我们的车，我的胳膊骨折，挂了六个星期的绷带。游泳时我仰面躺在水上，胳膊撑在一块泡沫塑料板上以防石膏弄湿。船长看见就跳下水游到板上，这样我们俩就可以躲开唠叨的鹦鹉，在宁静的水面上享受片刻的安详。杰米的父亲托尼是香港一位名医。他那孩子气的充满活力的欢快神情掩饰了艰辛的过去。日本人1941年进攻香港时他被俘，和香港当时多数外国人一样，当了4年战俘。托尼是皇家海军的军医，在阿伯丁战斗中被弹片击中。这场入侵造成的毁灭可以简单地这样估算：日军进驻时香港有150万人，四年占领后只剩下不足50万人。托尼算幸运的。当时每月大约有两万人逃过新界和中国边界，钻进广东的山里避难。对那些无法逃跑的人，日本人有其他减少人口的办法。托尼记得，有些中国人因拒绝90度鞠躬，或因没有对日本人表现出足够尊敬，而被绑在树上当众鞭打或被当场杀死。成百上千的人被装上帆船扔到香港外围的荒岛上，那里没有吃的，没有淡水也没有房子。我们在这些荒岛附近滑水后会在海滩上野餐。走在细沙上，有时会踩到发亮的白骨。托尼怀疑那可能就是饿死者的残骸。有些人试着游回去而死在半路上。许多中国人至今不踏上这些闹鬼的荒岛，来过的人声称在风中能听到死者的轻诉。我们总是天黑前就撤离这些荒岛。一天傍晚突然狂风大作，我们决定早点回家，这时才发现查理不见了，我们在船上四处喊叫寻找却不见回音。突然凯伦喊起来：“看，妈妈！他在水里。”没错，船尾50码处有一团白色的东西在飘荡。孩子们哭起来叫着“查理”，托平一头扎进刀子般的水中朝查理扑过去，这时我又听见那个小贩疯狂的大笑，我抬起头，查理就站在桅杆顶上，乐得要死，而托平正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白纸袋。查理毫无愧色。雨下来后，查理像个老练的水手滑下缆绳，然后我们起程回家。回家的路上我们总得小心会有小帆船和舢舨在前面抢道，有几次差点撞上我们的船头。托尼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人相信风水。相信恶鬼追着中国南海上的每条船，为了甩掉这些恶鬼，船主会努力让他的船钻过另一条船的船头。住在中国时我听说过“风水”，但一直没找到能领会的解释。最好的一种解释出自著名的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厄尼斯特•约翰•埃泰尔，他1862年来到香港，在此地及中国南方住了30多年。他对风水有专门研究，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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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国南海上的混乱(3)
奥戴丽.朗宁.托平

“风水，即‘风和水’。这两个字的组合意指对人的命运具有决定影响的环境因素，就像没有有利的天气和降雨，生命的基本要素无法产生一样。不过在一种夸张的意义上，风水是指一套准科学的数理，教人们在哪儿以及如何修墓、建庙、盖房。以期神、鬼、人都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自然力量的吉利保佑。”在当代香港风水学依然盛行，房地产经营者、建筑工人、水手都要认真对待风水。埃泰尔说：“中国人认为一根灵魂的金线穿过每一个存在物，把天上地下的一切串在一个活人身上。”回家的路上，我们的朋友尼古拉斯•普拉特和西拉•普拉特和他们的“中国同僚”从我们身边高喊着挥手驶过。尼克是美国总领事馆的官员。普拉特一家是全香港(也可能是全世界)惟一在中国南海驾驶鲜蓝色帆船的。我是说鲜蓝色。红头发尼克会弹吉它唱忧伤的民谣，还能像西部牛仔那样不停切换真假声。但比起我们的奇妙组合他还是黯然失色，我们有白绿鹦鹉对唱、一大帮吵闹的孩子、会游泳的猫、红帆和精美的木雕。我给帆船取名维京天堂，但它却成了中国南海的马戏团。不过，有时我想维京天堂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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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超级查理跳楼了(1)
奥戴丽.朗宁.托平

一天，查理从阳台上消失了。莫名其妙地就不见了。他的翅膀被剪了，不可能飞走了。我们住在八楼，而且一边是悬崖峭壁，底下是退潮湾，这一路高不可攀。我满屋子找，以为他又在玩捉迷藏，但他却始终不见踪影。我有点发慌：“查理！你在哪儿？查理！”没有回音。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多么依恋这只疯狂的小鸟。我回到阳台，俯身朝下扯开嗓门大喊起来：“查理！查……理……！”这时我听到楼下操场传来熟悉的声音“嗨，妈妈，我是苏姗。查理和我们在一起。他从楼上飞下来和我们一起玩。”我看见我的姑娘们，还有邻居的小孩都围着查理载歌载舞，真难以置信。“嗨，妈妈！”查理模仿苏姗大声叫着，“嗨，妈妈！”“查理！你给我马上回来！你这个不听话的小混蛋！”我冲他尖叫着，“你以后再敢出门不告诉我！我都要报警了，谢天谢地，哦，查理！”我的声音哽咽，放心的眼泪滚落脸颊。真是谢天谢地！我这是怎么了？我转过身看见厨师正奇怪地看着我。我希望没有别人听见我跟一只鸟说话就像跟自已的孩子。原来查理在阳台上看孩子们玩，终于忍不住加入了他们。他抖开翅膀跳了下去，并且幸运地滑下正好落在苏姗的肩膀上，像个漂亮的三分球。真无法相信他竟能飞，而且在8楼上就能认出苏姗并精准地在她肩膀上着陆。我们认定这是巧合，但查理又来了一次，而且从此他总能信心十足地落在操场上某个孩子的肩膀上。这项新自由极大地增强了他的自尊，他为生活的欢乐欢庆不已。他帮我明白把野生动物关在笼中是多么残忍。自从被捉住，查理第一次飞了起来。当然，他的伤残使他只能顺风滑翔，姑娘们试着把他扔到空中看他能飞多远，而他只能向下滑行而不会从地上起飞。他显然没有足够的翼面、合适的翼形来获得足够的起飞升力，孩子们得把他抱回来。孩子们发现查理极有趣而且特别爱玩。他们发明了一个游戏来满足他日益增长的自尊心。查理站在一根长棍头上，孩子们挥舞绕圈，查理用强劲的脚趾抓紧棍子，抖开翅膀开心大笑，孩子们高喊：“超级查理！超级查理！”不久，每次他落在苏姗的肩膀上都会大叫“超级查理！”更让他高兴的是他在退潮湾一带的孩子中名声大噪。我看出他的自我一天天壮大，他真的相信自己是个人，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查理的记忆和他的视力一样出色。他学会叫每个人的名字，时刻准备加入大家。孩子们在跟前时，他把托平叫爸爸，把我叫妈妈；有客人时，他就随着大家叫奥戴丽和托平。他好像记得所有姑娘们的名字再加上厨师和保姆的名字。他每天早上用名字问候陈和邵莹，但叫他们的3个女儿却是“喂，你好。”他经常叫我们，但我们不敢肯定他是否真能分清谁是谁。一天，查理证明他确实分得清。1966年，我父亲切斯特•朗宁来看我们，他已在印度当了9年加拿大高级督察。时值越战，爸爸作为加拿大总理莱斯特•鲍尔斯•皮尔森和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的密使，被派往河内寻求与当时北越领导人胡志明开始和谈的可能性。三个月前爸爸执行一项类似的使命路过香港时，查理曾见过爸爸，而这次爸爸刚一进门，查理就听到他的声音并喊了起来“嗨，姥爷，嗨，姥爷！”然后他用中国话说：“你王八蛋！”因为他肯定记得这句话让爸爸大笑不止。的确，爸爸惊异地看着查理，大笑起来：“查理，查理，你才是王八蛋！”他弯腰抱起查理，“这是几星期来我第一次开怀大笑，知道这世上至少还有一个聪明人真不错。”查理和爸爸一见如故，这让我非常惊讶，因为查理对陌生人一向都很小心。也许他认出这是位灵魂伙伴，或至少是位爱鸟者。爸爸小时候生活在中国内地时，有一只翼展六英尺的鹰。鹰在天空自由飞翔，爸爸吹口哨，它就俯冲下来。不幸的是一位客人不知道那是只宠物而将其误杀。祖母将翼尾的羽毛装进牙雕扇的骨架，父亲去世时桌上还摆着那把扇子，现摆在我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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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超级查理跳楼了(2)
奥戴丽.朗宁.托平

说起来，爸爸和查理有很多共同点：他们的母语都是汉语，爸爸跟他的中国奶妈和同学学会了普通话；查理跟那个小贩学会了粗俗的广东话。他们还有共同的生活智慧，都喜爱紧张刺激而无法忍受枯燥。爸爸90岁时依然精力旺盛，我问他有什么秘诀，他毫不犹豫地答道：“投入生活！”我知道查理会全力支持这一观点。他们都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生活，不管是砸核桃还是协调国际问题。动物和鸟有种种方式表达喜悦。猫呜呜叫，狗摇尾巴，查理则说个不停。每次他看到我们准备出海就会扑腾翅膀大叫“OK，OK，OK。”他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航海，全家一起出海时他最开心。在车里他坐在我肩膀上一路叨我的耳朵。当他姥爷抚摸他的时候，他那小小的心脏会急速跳动，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它在胸腔里起伏。父亲和查理的特殊关系真让我吃惊。小时候，我总把宠物当同类对待，跟它们说个没完。爸爸曾是位物理教师，特别看重逻辑推理，他觉得我把人类情感倾注到动物身上是把动物拟人化，而他现在和头上的鹦鹉一路聊着，就像是和自己的知识分子同行在谈话，并且得到了期待已久的答复：“是的，一点没错。”他还建议我挠查理翅膀下边好让他高兴。我不知道他那些外交官同僚会怎么看这件事。不仅查理开始觉得自己是人，我们都开始把他当人而不是鹦鹉。查理特别害怕呼啸的强风。台风季节(通常是六月)他从不让我们离开他的视线。他好像能比我们提前知道台风的到来。大风开始的前夜，天空染成鲜艳的桔黄色，空气纹丝不动，让人害怕，查理则不敢靠近阳台。可以看见红旗飘摆的台风在退潮湾滩头发出警告，收音机已经开始了倒计时，我们的水手区漕把帆船藏在安全地点，我们则用胶带把窗户和玻璃门都封严。数到“六”时，风声已经盖过查理，我们得使劲喊才能听见对方说什么。数到“二”时，整栋房子都在晃。尽管设了壁垒，水还是从密封的窗子灌进来冲下楼梯。我们的公寓分四层，佣人们的房间和厨师在一层；几层台阶上是客厅和餐厅；上面是两间孩子卧室；最上层是娱乐室、我的工作室和主人卧室；整个结构正好造瀑布。台风期间，我们差不多整晚都在倒水；一支不错的救水队：托平、我和我们的四个女儿；陈、邵莹和他们的三个女儿；查理在一边指挥；猫这时一般都在书架上。有一次强台风袭击，而爸爸第二天正准备取道老挝去河内执行秘密使命。那次台风可怕极了，泥石流冲走了旺角和斯坦利角的数百户人家，有数百人丧生。机场跑道和通往机场的公路都关闭了。那条跑道是填海造陆夺来的，直插入香港中部。但到了下午，残骸已清理干净，有几架飞机躲开摩天大楼和山上的防护墙成功起飞。按计划，《纽约时报》的司机区森下午3点来接爸爸，但他中午来电话说车不见了。情况是街上所有的车都不见了，没人知道去哪了。厨师陈挺身而出，提出用他那辆破烂不堪的大众送爸爸去机场，而他竟然成功穿越一片狼藉的街道使爸爸得以完成会谈使命。陈回来时兴奋地满脸生辉。他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最惊险的一次驾车经历，“街上只有我一辆车。”3天后，《香港准绳》报头版刊登了一张照片，一堆汽车在台风中被吹下山坡，在山脚摔个稀烂；我们在车堆底认出了《纽约时报》汽车的牌照。风暴结束后，查理又回到阳台上，迫不急待地准备再现超级查理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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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奥戴丽离开查理去中国(1)
奥戴丽.朗宁.托平

查理对自己作为家庭一员的地位越来越感到安全，并且满怀信心，以为他的替身母亲和主要供养者会始终陪伴他；可就在这时，我不得不离开查理去中国旅行。天赐良机，我可以成为最早看到共产党中国的西方人之一，但我担心自己突然离去会动摇查理的安全感。爸爸去北越的第二天，我意外地得到了驻香港的中国旅行社的签证，我可以去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我两星期前提出了申请，但断定会像其他西方记者一样遭到拒签。时值1966年夏天，加拿大是7年后，而美国是13年后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鬼子”当时不受欢迎，而美国政府禁止美国人去中国。因此中国人给我旅游签证的确让我大吃一惊。我是以一位加拿大家庭主妇的身份提出申请的。表中问到是否去过中国，我没提在内战中曾在中国呆过两年，也没提生在中国的父亲曾在毛主席的宿敌蒋委员长的南京政府任外交官。17年前我从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撤离，解放军随后跨过长江占领了南京。我急切地想把旧中国和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一番比较，但这意味着我要暂时撇下家人。我可以向孩子们做出解释，但我知道查理会感到绝望。爸爸去了北越，托平被派往南越，苏姗和凯伦在台湾的一家美国教会学校莫里森学院上学，而罗宾和莱斯莉整天呆在香港的英国学校。尽管陈和邵莹已经和查理成了好朋友，并且对他照顾得很好，但他们不可能整天陪着他，而查理已经习惯整天有人陪。他将不得不在这块英属殖民地上和猫交际，而他对此显然没有兴趣。他将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的大多数人类伙伴突然抛弃了他。我左右为难，因为我知道他是极敏感且易受伤害的动物。可这次的确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使我成为最早的西方记者从竹帘后进入未知的“红色中国”。我不会为一只鸟放弃这富于挑战的经历。但尽管我这样劝慰自己，我还是深感愧疚并且害怕查理永远不会原谅我。如果当时我知道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我很可能会选择留在查理身边。我安排好《纽约时报杂志》的一项任务，第二个星期和查理和姑娘们吻别起程去中国。托平送我到九龙火车站，忧心忡忡地和我吻别，看着我登上九龙列车驶往中国边界。“九龙”是指九条龙，八条是呈半圆形环绕港口的八座山；第九条是寓意上的龙，意指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传说他在13世纪隐居在此躲避蒙古可汗凶悍的铁骑。我并不担心龙。列车逶迤驶过新界，经过九龙之一的阿玛岩驶向罗湖。我走下英国火车，提着大包小包和照像机，独自走过三春江上的铁路桥，走向红色中国，心中越来越担心。海关大楼上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墙上新刷的大字报颂扬着社会主义并谴责美帝国主义。迎面站着两个表情严肃的解放军士兵，肩上斜挎着上了刺刀的冲锋枪。“你好——Hello，”我走上前，尽力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他们一脸雾水，随后咧嘴笑了。“你好，你好。”我用极生硬的普通话问我可否给他们拍照。(在香港，大家都说英语和广东话。)他们摇头说“不要。”“为什么不要？”他们还来不及回答，一位讲英语的官员就挥手跑过来，好像我正在收买国家机密。“我只想拍张照片。”我解释着。“不行，”他指着对面的英国士兵说，“英国人禁止在桥上拍照。”他抓着我的胳膊用力把我推进一条带篷的木地板通道，通向海关大厅。通道两边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和宣传画，画上坚定、英俊、两眼怒火的中国人踢得肥胖的黄皮肤的美国人抱头鼠窜。在大厅入口，一位穿蓝中山装满面怒容的官员问我有没有值钱的玉器、书、鸦片、彩票或鸽子。“没有，”我说，“我什么都没有。”他仔细查看我的加拿大护照，见有台湾签证，就粗鲁地问我为什么有4次台湾签证，难道我不知道那是敌占区？我解释说有两个孩子在台湾的一所美国学校上学，我必须去看她们。他锐利的眼睛紧盯着我，叫我别动，然后就不见了。我想要是我真带了只鸽子，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终于他手拿红蜡笔回来了，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用笔在台湾签证上打了一个大大的“？”(有你好看的，台湾！)，然后笑了一下把我交给一位年轻的女海关检查员。她要看我的3个相机。让我意外的是她还要看我的胶卷。我打开箱子，从鞋里和各种挤出的空间掏胶卷。她神情严肃起来“你有多少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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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奥戴丽离开查理去中国(2)
奥戴丽.朗宁.托平
“大概60卷。”“你只能带36卷，剩下的留在这儿，出关时再取。”“可没人告诉我这个规则。”我恳求着。“等一下，我去请示一下上级。”这回我肯定要被送回查理身边而去不成中国了。她领来一位上年纪的官员，怀疑地看着我，“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胶卷？”我想这下完了。他们一定发现我丈夫是位美国记者，而我为《纽约时报》工作。查理，我就要回家了，如果他们不把我关进监狱。我强作欢笑，“中国太美了，我想尽可能多拍些照片给我的5个孩子看。”我等着他们揭穿我。“5个孩子？”他挑了下眉毛，“是男孩吗？”“一个是，”我骄傲地说“最小的一个是男孩，叫查理。”“呵，不错，嗯，4个女孩。”他看上去很同情。“嗯，那每多出一卷要收10块钱(5美元。)”“OK，OK，没关系。”我答应着。知道中国人喜欢讨价还价，我想起那个小贩，然后做出难过的表情，“其实我也不是非带那么多不可。”他突然笑了一下说，“如果你真的要多拍些照片给儿子看，我们特例开恩准许你带进去。”我对他千恩万谢，代表我儿子查理和我自己，一边赶快把胶卷塞回鞋里。我拉上提包拉链，那位女检查员笑着重复了一遍“这可是特例开恩。”她握了握我的手，“欢迎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树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歌唱祖国》，我在歌声中登上火车继续我的红色中国之行。与过去不同，如今火车都是正点。车上一尘不染，也没有苍蝇。服务员都穿着白制服给少数几位乘客供应绿茶。我感觉自己像在一间病房。车上一直播放着爱国歌曲，我终于在茶桌下找到一个按钮将它关掉，这是我在苏联学会的一招。我向窗外望去，其他乘客都松了口气，原谅了这些无知的外国人。眼前景物和17年前一样，永恒的中国。翠绿色的稻田伸展到天边，农夫趟着没膝的泥水，扶着长角水牛拉的木犁，竹制的船帆滑过运河水面。崎岖的小路两边排着拱形柳树，光脊梁的小孩戴着锥形草帽，赶着白色鸭群和尖叫的黑色猪群走向远处的塔楼。还有上年纪的女人肩上背着柴火捆、超载的驴、在溪边叽叽喳喳的乡下女人拍打着洗衣服。且慢。这些农民的草帽上戴着红五星，而且他们的劳动是有组织的。每个人都穿着一样的高领敞袖宽大束腰外衣和蓝色大裆裤，经常是补丁摞补丁。很多墙上用红色大字刷着党的口号：“毛主席万岁！”“打倒美帝国主义走狗！”红色中国好像只剩下这些“走狗”了，所有的野狗都在50年代初的“除四害”运动中被集中屠杀了。再没有狗看守农民自家的土地。接着我突然醒过来：再也没有农民自家的土地了，过去用来分开各家土地的泥土篱笆都不见了。整个土地合并成了大的人民公社，时不时可以看到带铁丝网围墙和红五星水泥门柱的党委会驻地。成行的妇女儿童戴着草帽、穿着凉鞋从木桶里舀出夜间粪便撒在麦田和稻田里。风偶尔会把粪味吹过来，大家就急忙关车窗。呵，是有些视觉上的变化，但中国的氛围还是那样。在广州，会讲英语的欢快的陆小姐开始作我的导游。随后17天，我们一起愉快地走访了几座沿海城市和南京，中国内战期间我曾在此住了两年。在每座城市，早上我都被同样的方式吵醒：嘹亮的军乐、行军曲和断断续续的高喊声：“一、二、三、四。”窗外是肩背木枪的青年男女在操练，我已经很难认出南京了——这座横跨长江两岸的古都。当年我住在一座巨大的石屋里，二战时一位日军将领曾住在这里。由于北方的内战，城里到处是生病饥饿的难民。我当时是南京大学的学生，每天坐黄包车上学。几乎每天早上我们都碰到几具遗弃的难民尸体(有的盖着草或麻袋)，都是饿死或夜里冻死的。没人出钱掩埋尸体，只好等垃圾车将他们收走。虚弱的乞丐满街都是，马、驴、狗因受虐待和挨饿而情况更糟。如今，17年后，街道干净整洁，城里种了1百多万棵树，街上也没有乞丐和鸦片瘾君子。在火车站一位英俊的年轻人来接我问我是否还认得他，我当然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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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奥戴丽离开查理去中国(3)
奥戴丽.朗宁.托平
他是我在南大的同班同学邓齐，我们还都是大学合唱团成员。他父亲是一位国民党高层官员，他本人却是革命者并支持共产党。像其他许多来自富有的商人或统治阶层家庭的孩子一样，他认为祖国灾难重重并渴望现代化。这些学生觉得更换政权会消除使国家陷于四分五裂的腐败和贪婪。他们欢迎在理论上提供了解决办法的新政权。但这是在他们被现实打破幻梦之前。邓齐警告我要小心。排外情绪正在酝酿，许多学生已经开始上街　，他不敢肯定正在发生什么，但他担心中国又要陷入困境。他提出领我四处转转，但要我别告诉陆小姐和将在大都会饭店欢迎我的中国官员。官员们举行了冗长的欢迎仪式，然后是六道菜的午宴，趁陆小阻午睡时我溜出了饭店。邓齐开着一辆旅行社的旧车来接我。我们驱车经过城门，在城墙上散步，然后爬上俯瞰南大校园的钟楼回忆往日、那些老朋友以及这世界的变化。很奇怪，校园空荡荡的。托平和我过去常坐着渔船在莲花湖上野餐，如今却不见人烟。我们去了明陵(明太祖陵在南京，明朝廷后来从南京迁到北京)和多年前我们知道的很多地方。城市变大了，而且样子完全不同了，已很难认出加拿大使馆所在地，后来我们从那座石屋搬到使馆。终于找到了那三所房子，我失望地发现它们都已年久失修，游泳池也长满了竹子。整座使馆如今已变成金陵学院的宿舍，我曾在这里教英语。至少这还算物尽其用。我坐上去北京的火车时，邓齐又一次警告我小心。他建议我回香港，但没说为什么。如果我知道他所了解的情况，如果我明白整个国家正在酝酿一场风暴，我很可能会掉头回去。但自从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后，中国一直对外国记者封闭；关于中国内部正在扩展的动荡，外界只听到一些模糊的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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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红卫兵把奥戴丽送回查理(1)(图)
奥戴丽.朗宁.托平
我们到北京时(旧称北平)，满街都是　者。我走进北京饭店大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打电话。陈接的电话，“孩子们很开心，查理很难过，整天叫你，嗨，妈妈，Hello奥戴丽，嗨，托平。我很担心。你最好早点回来。”我让他把电话放在查理耳朵上。查理一听到我的声音马上做出反应，“OK，OK，OK，Hello。查理，Hello，奥戴丽。”我们说了一阵Hello，终于我说再见但他却不跟着说。他不停说着Hello，好像这样就能把我叫回他身边。我不知道这电话让查理感觉好些还是更难过了，我只知道自己声音哽住了。很快我就被街上的吵闹吸引住了。北京一片狂乱。北京饭店位于北京的主街长安街上，就在故宫和天安门东边。我想要一间临街的房间，这样可以从阳台上拍长安街上的　，却遭到一口回绝而被安排在背街的一个小房间里。我怎么拍照呢？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拍照。街上我这么显眼的西方人往哪里钻呢？许多　学生脖子上扎着红领巾，敲锣打鼓走过街头，振臂高呼口号，要砸烂旧习俗和一切腐朽的西方影响。在北京饭店，我第一次明白了关系一词的真正涵义。跟查理通话时，我又听到在莫斯科常听到的熟悉的滴答声，我知道饭店里的每个电话都被窃听了。因此我决定给在河内的爸爸打个电话希望能影响窃听者。爸爸还在北越执行他的秘密使命，而中国是北越的盟友。根据经验我知道河内最好的酒店是大都会，我决定一试。北京饭店总机接通了河内大都会酒店。真走运，那边的总机会说英语。我要求和大使切斯特•朗宁通话，可她说他刚离开酒店，不知道去哪儿啦。“我是他女儿，”我说，“我从北京打电话。朗宁大使在那执行特殊使命，请你给你们的领袖胡志明打个电话问问他切斯特•朗宁在哪儿。”“好的，夫人，我15分钟后给你回电话。”我以为她再也不会打过来，但她信守诺言。一位饭店服务员敲门把我领到电话前。河内那位妇女找到了正在开会的爸爸。对我竟能找到他，爸爸和我一样吃惊。他祝我旅途一路顺风并说他现在没法多谈。他问道：“查理怎么样？替他姥爷在膀子下多挠几下。”中国人一定以为这是句暗号。5分钟后，一位极其礼貌的服务员热情地通知我一间临街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感谢电话，我搬进了一间视角特别好的舒适的房间，这下我可以从阳台上拍到长安街上的混乱。而代价是5个晚上无法入睡。就在阳台下，狂乱的人群彻夜　，敲锣打鼓，高呼反美口号。尽管天天有　，陆小姐和我还是租到一辆小车去参观古迹，包括颐和园、天坛、十三陵和长城。尽管我多次去过长城，但我永远无法忘记第一次。1966年，长城的大段都摇摇欲坠；70年代，部队修复长城；90年代，到处都是礼品店，准备宰那些每天数以千计的游客。而当年，在这古城墙上，在无法摧毁的中国精神令人敬畏的纪念碑上，只有陆小姐和我两个人，的确让人心悸。往返北京只需一天，但这旅程却把我们带回两千年前。长城是2200年前由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修建的，用以抵御北方的“蛮夷”入侵者。如今还有15到30英尺高，墙上足够6匹马并排奔驰。蜿蜒的长城俯仰就像一条威猛巨龙扭动的龙骨。灰泥和砖块下埋着几十万也许上百万奴隶和战俘的尸骨，这座1,400英里长的军事壁垒也因此赢得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别名：“世界上最长的墓地。”我能感到死者的亡灵。从戈壁滩翻卷而来的劲风裹着他们的哭声盘旋在荒凉静穆的箭楼四周。我想到查理，他害怕呼啸的风声，他肯定不喜欢长城。北京城里比凄惨的长城更恐怖。满街都是　队伍。我的导游本该安排我回家，却撇下我参加了　队伍，我再也没见到她。我就这样搁浅在暴乱的北京，我只想回到查理和姑娘们身边。我正想着如何离开中国，而解决办法竟是另一次奇遇，这次不是一只鹦鹉而是17年来一直音信全无的两位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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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红卫兵把奥戴丽送回查理(2)
奥戴丽.朗宁.托平
街上的锣鼓格外喧闹，从阳台上可以看到大批学生跑过长安街。好奇心战胜了最后一点理智，我抓起相机跟着他们走过一条叫“太极厂”的人行道。我们走向一座苏式建筑，四周布满探照灯，照着四巨人的巨幅照片：马、列、斯、毛。这是一座党委机关，几个表情严峻穿中山装的人站在台阶上高呼口号，号召学生帮助他们除“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年轻人高喊“毛主席万岁”并且高举拳头，像希特勒的纳粹冲锋队。我爬上黑铁栏杆拍了几张照片，等我转身准备回饭店时却被满怀敌意的学生围住了。背靠着墙，我已经没有退路。他们都在高声叫骂，像查理骂那些小孩，两个恶人伸手要抢我的相机。就在这时，我听到人群中有人喊：“奥戴丽！奥戴丽！”我朝街对面望去，在国际俱乐部台阶上站着两位在南京时认识的老朋友：瑞士大使馆秘书海蒂•克拉尔和法国武官雅克•吉约玛斯。“快跑！”他们大喊道，“奥戴丽，快跑！”学生们似乎和我一样吃惊。当他们正盯着对面台阶上高喊的外国人，我撒腿就跑，感谢祖宗传给我的两条长腿。我一跑到安全地带就一把抱住雅克和海蒂说“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们俩怎么会在这儿？”“奥戴丽，”雅克取下单片眼镜扬起浓眉，“你不觉这是我们应该问你的问题吗？”吉约玛斯上校帮我搞到一张硬座票，挤上开往上海的一辆超载的火车。我可以在上海飞往广州。我问雅克能否回法国外交部帮我把胶卷寄出去，因为中国人不知道我是记者，我现在担心他们会在海关没收我的胶卷。“奥戴丽，”雅克不耐烦地叹了口气，“你难道不明白中国人完全清楚你是谁，去过哪儿，干过什么？高个蓝眼金发女郎在中国不太容易融入街景，不是吗？你以为刚才我们是怎么在人群中认出你的？如果中国人这次不揪你，那他们以后也不会。”我上了火车希望他是对的。现在我才想到邓齐是怎么知道我要去南京的。他是官方导游，因此一定在名单上见过我的名字并且知道我的姓已从朗宁改成托平。火车上挤满了免费乘车的危险狂热的红卫兵。我尽力不引人注目，但雅克是对的，我很快就成了中心。幸运的是有几个红卫兵想练英语。我告诉他们我叫“奥戴丽•朗宁。”他们却听成了“跑”(朗宁听起来有点接近“跑”)，这下引起了一阵狂笑，一个人说“唉呀！这儿有一条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我笑得比所有人都响，像查理一样，并朝他们挥动加拿大护照，“我是加拿大人！”我大喊着，并让他们相信作为一名加拿大人我也反对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每一站都有更多的红卫兵拥上来，准备去完成“破四旧”的光荣使命。这趟夜间车没有卧铺。我坐着打瞌睡，突然想到我们一家此刻散在各地，每个人都好像正好在对方的敌占区。我带着一箱子没冲洗的违禁胶卷和一群红卫兵一起坐火车穿行在红色中国；苏姗和凯伦在台湾岛(旧称福摩萨)，蒋介石和国民党被毛泽东和共产党从大陆赶到那里；爸爸在北越的河内；胡志明的部队正与南越的美军交战，而托平在那儿报导战况；罗宾、莱斯莉和查理在香港坚守英国前哨。当列车驶进上海站时，我和红卫兵已相处得很融洽，但他们显然是满怀狂热爱国激情的危险易变的少年。他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他们充分的自由去清除社会上、党内、政府和学校里面的反革命分子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跟红卫兵告别时我心里充满了担忧和不祥的预感。我飞到广州，然后坐火车去边界。这趟车几乎是空的，当时不允许中国人离开中国。我抵达香港边界的第二天，红色中国天下大乱，竹帘子又拉上了。中国对外国记者封闭，搞了五年狂暴的文化大革命，随后又相对平稳地继续了五年。年轻的红卫兵狂热地展开清洗，经常自行其是而没有北京的指令。他们打砸历史建筑，毁坏文物古迹，侮辱著名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以及学校的老师，有时甚至侮辱自己的父母。各省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在红卫兵的派别武斗中伤亡。到1968年，毛泽东不得不实行军管来制止红卫兵。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上山下乡运动而永远无法完成中断的学业。他们成为中国迷失的一代。

杰森

第九章 红卫兵把奥戴丽送回查理(3)
奥戴丽.朗宁.托平
边界海关官员急于摆脱我，甚至都没问胶卷的事。走到罗湖桥，我问对面的英国士兵能否拍照。“不行，不行。”他们的答复和中国士兵一样。我问为什么。“中国人禁止在桥上拍照。”一点没错，查理天生就会这一套，我们小时候也都会这些耍赖的把戏：恶人先告状。我的文章和照片上了《纽约时报杂志》的封面，编辑起的标题是《在最黑暗的红色中国》。但这一切都无法取悦查理。他一脸怒气，整整训斥了两天才终于同意在阳台上与我们共饮马提尼。爸爸取道香港回加拿大，查理似乎并不在意他的缺席，很快就站在他的肩膀上喊“姥爷”。苏姗和凯伦回来过暑假，托平也回来换口气，这下一家又团圆了。我们带着查理和小猫“船长”一起去中国南海出海航行。不管红色中国出了什么事，我们正享受一次大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