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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7-4 07:5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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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藏最丰的浙江省博物馆和温州市博物馆来看,朱子常最擅长人物形象的刻划,作品生动逼真,维妙维肖,他的黄杨木雕题材内容广泛,包括佛像、历史人物、仕女、小孩、劳动者及肖像等;刻划都很成功,尤以婴戏和佛像最突出。佛像如“托天”,像高14.5厘米,座高4.3厘米,黑褐色樟木岩石形座,浙江省博物馆收藏。前人袁克文曾在《虞初近志.巧工偶记》记载看见类似的一尊佛像,“子常不识一丁字,而雕刻绝精,尤擅佛像”,曾见黄杨雕佛一尊,“作仰天大笑状,神态如生,了无斧凿痕,其下以紫楠木雕一石座,玲珑突兀,宛然生成,座上以铁印钤“朱子常”三字,字作楷文,颇为古意。”弥勒佛脸蛋圆润,两耳垂肩,目光炯炯。身着宽袖通肩袈裟,坦胸露腹,腰束结带,后摆迎风飘拂。双手高擎,伫立于高高的山崖上,仰天大笑,一副天塌下来有我顶着的气势。岩架右侧凹陷处,斜往上钤楷书但隶味很足的“永嘉朱子常”款。
“六子戏弥勒”则是婴戏与佛像完美结合的一件精品,也是朱子常黄杨木雕的优秀代表作之一。此件作品横27.5厘米,纵17厘米,人物高11厘米,座高6.5厘米.六个不同形态、活泼可爱的顽童围绕着大肚的弥勒,生动活泼,或鼓腮撅臀朝佛耳吹喇叭,或匍匐在佛肩凑着佛耳说悄悄话,或戏将佛鞋当座椅,或开心得倒地仰天大笑、捶胸顿足,开心戏闹。弥勒佛则笑容可掬,逍遥自得,襟度豁如,在正中位置岿然端坐,俨然一幅世俗的老少同乐图。而弥勒佛身材魁伟,远远比孩童高大,又显示了佛的神圣风范。作品布局合理,匠心独运。佛像背部正中位置钤隶书“子常”长圆印。黑褐色杂木树根形座,佛像左后方座子表面钤“永嘉朱子常”款。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捉迷藏”也是朱子常的经典之作,也是他常作的题材,巴拿马国际赛会上获奖的作品就是用此题材,温州博物馆和浙江省博物馆各有一件。捉迷藏,江浙一带俗称“躲野猫”,有几种玩法,一种是一人或数人躲藏起来,其他人搜寻;另一种是一人以毛巾或布条将双眼遮住,捉摸别人,被捉摸到则输了,轮到此人来蒙目捉摸别人。此件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捉迷藏”,表现的是在庭院中嬉戏的八个儿童在玩捉迷藏游戏,是摸人的那种。
作品横20厘米,纵30厘米,座高5.3厘米,孩童高8.5—9厘米,最高点石桌连孩童10厘米。空地上一孩童蒙目伸臂,在屏息寻捉;近处一人金鸡独立,既欲捉弄,又惧失误;左前方一人近在咫尺,弓步以待,随时准备逃避;前方稍远处一人则肆无忌惮地在手舞足蹈,好象在说“你过来抓我啊!”身后四人,或高高爬伏于石桌子上,悠然自得;或双手挽后,被前方的几个顽童逗得笑弯了腰;只有一个稍大的有些矜持,在一旁观看,稳稳拉住跃跃欲试、随时会造成失误的小弟弟。整个作品布局合理,高低错落,疏密有致;小童造型生动,情状逼真,惟妙惟肖,仿佛时间被凝固了,动作被定格了,只要一按按钮,就会传出孩子们欢快的嬉闹声。底座黑褐色,杂木,树根形,底座一侧钤“东瓯朱子常刻”六字款,朱子常黄杨木雕作品落“东瓯”款仅此一例。自右向左读,每字相距1.5厘米。底座同侧的另一端的足部,有“朱子”两字,钤“朱”字时,因用力过重,铁印深陷底座中,留下一个正方形的凹坑,凹坑底部阴纹“朱”字。钤“常”的位置正好是一个疤结,太硬,无法钤盖,只好挪位另择全适处盖章,所以在底座上留下多处钤章痕迹。
“苏武牧羊”,温州市博物馆收藏,像高16厘米,座子高4.2厘米,黑褐色樟木岩石形底座。苏武头披角巾,身著宽袖深衣,双眉紧蹙,额顶隐现皱纹,长髯垂至胸际,面容瘦削,神态肃穆。手持汉节,迎风伫立,仰望苍穹,故国深情,念念不已。绵羊三只,紧依主人,驯善柔和,反衬苏武威武不屈的高贵品格。背面有“子常”二字长圆印。
“三星送子”,温州市博物馆藏,通高26厘米,黑褐色樟木岩石形座,座子一侧钤“永嘉朱子常”款。作品由相对独立的五个圆雕人物组成,分前后排,后排正中为着官服,系革带、手持灵芝如意的禄星,左侧是怀抱婴儿、笑逐颜开的福星,右侧为银须垂胸、一手持盘头拄拐、一手执仙桃的寿星。前排两童子,一个荷寿桃,一个背葫芦。这里的寿星不同于常见的丰额寿眉的造型,头顶束发裹巾,天庭饱满,和颜悦色,活脱脱一个凡间长者的形象。
黄杨木雕的工艺特点主要表现在善于利用木料因材施艺,它虽然是立体小型圆雕和镂雕两种,但以单人圆雕见长。由于黄杨木本身材料的限制,黄杨木雕不可能有大件的作品,朱子常常见的作品人物个体都只有10—12厘米高,人物都显得小巧玲珑,由一组人物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内容。人物脚底有铁丝,根据情节的需要固定在座子上,如“捉迷藏”、“三星送子”、“六子戏弥勒”等都如无一例外。如果材料较大,也有几个人物雕在一起的,如“六子戏弥勒”中,弥勒佛身上爬着的顽童,一个是联体的,一个是由铁丝连结的。“捉迷藏”中也有两个儿童雕在一起。
“济公”,像高12厘米,底座高3.5厘米,黑褐色樟木岩石形座,座一侧钤“朱子常”款,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济公头戴僧帽,身披宽袖袈裟,一脚赤裸,一脚穿鞋,两眼微眯,笑容可掬,和善而亲切,没有常见的油滑气息,表现的是民间流传的无挂无碍、济人困厄的济公的形象。
“东方朔”,像高12厘米,座子高3.5厘米,黑褐色樟木岩石形底座,座子一侧钤“朱子常”款,浙江省博物馆收藏。东方朔偷桃是传统的吉祥题材,祝福老人长寿。东方朔肩负仙桃两技,束发冠巾,上穿宽袖深衣,下着素纹罗裳,足登薄底翘头鞋;腰下围缠丝绦,挽着双股扣,垂在前面。须眉楚楚,骨清神爽,神态怡逸闲静,既有凡间老者的安祥,又带有佛道神仙的仙气。
从东方塑的衣纹处理可看出,朱很擅表现人物服饰衣料的悬垂感,仿佛都用丝绸制成,在服装上端在肩或腰,其垂下的部分则自然形成垂直的褶皱,线条清晰而流畅,这与朱子常早年从事塑佛生涯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北齐时曾有一位来自西域的画家曹仲达,以画印度佛像而著称,根据印度佛教形象中,常用的“薄衣贴体”技法,在中国绘画史上的独创了“曹衣出水”风格。佛教艺术中,特别是在印度佛教艺术中,薄衣贴体立褶衣纹被广泛应用,朱子常博采众长,结合塑佛的经验,对衣纹作了很好地处理,把衣料的柔软、轻盈表现得浑然天成。
从朱子常的作品的风格和题材来看,其受清末文人画的影响较深,特别是受任伯年的影响,如黄杨木雕作品“苏武牧羊”的题材及构图与任伯年的画如出一辙。朱子常1924年曾赴上海,由美术界朋友介绍在上海美专任教一个学期,1927年秋返里,专心从事黄杨木雕艺术。任伯年是当时活跃在上海的浙派代表人物,擅长人物,花鸟、山水,尤其精于传神写照的全能画家。人物方面,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反映民间生活,表现历史故事和神话人物。任伯年的造型是在立足中国传统的同时接受西文的影响,这种以中国传统造型观念为依托,自然融入西方观察方法的写生能力在绘画史上是非常难得的。朱子常吸取了任伯年绘画艺术的精华,也透彻研究了人体的结构,又结合自身的民间雕塑技艺,融会贯通,独创了一种清新流畅、纯朴圆润的独特风格。如其塑造人物从头部来看,完全符合西方造型艺术的头部比例,从“东方朔”等等人物作品中都不难看出,正面看,头顶至下颌底部的二分之一处是眼睛的位置,自发际至下颌底部分为三等分,第一等分自发际线至眉线,第二等分自眉线至鼻底线,第三等分自鼻底线至下颌底部,即“三停”。自鼻底至下颌底部的上方三分之一处是口缝的位置。眉线至鼻底线的长度等于耳朵的长度。面部宽度相当于五眼的长度。口的宽度相当于两眼内虹膜(黑眼珠)内线之间的宽度……。侧面看,耳朵的位置在头宽的二分之一偏后处,等等,无一不符合西方造型艺术的要求。
小孩的塑造也如此,如捉迷藏的孩童为例,小孩头部由于下颌骨尚未发育完全,额部内收,后脑部较大,眼睛在头高的二分之一处以下,而眉毛在二分之一处。小孩的眉下可分为四等分,第一等分为眼,第二等分为鼻,第三等分为嘴,第四等分为下巴。小孩正面两眼之间距离大约为1个半眼长。侧面看,外眼角至耳的距离长于外眼角至口角的距离……。朱子常的人物,无论男女老幼,都是细长的双皮眼,并且连牙齿都粒粒刻画,这些都不同于以往的民间艺人。另外朱氏的作品具有刀法纯朴圆润,细密流畅,刻画人物形神兼备,刀下的人物都非常传神,各具神态,抓住每一个人的精神,并艺术的表现出来。如当年文人在《虞初近志.巧工偶记》中写道:“子常曾刻婴戏图,凡百儿,儿各具一面目,无一类似者,态亦各殊,诚奇技也!”所以朱子常的作品不仅有传统的中国民间艺术的韵味,又符合西方造型艺术的审美要求,百看不厌,具有和谐的东方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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